摘要：本文聚焦于牡丹文化融入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的路徑。在闡述牡丹文化思政教育價值的基礎上，分析了當前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中融入牡丹文化存在的問題，進而從課程體系構建、教學方法創新、師資隊伍建設、實踐活動開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融入路徑，旨在通過將牡丹文化與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提升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的實效性和針對性，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牡丹文化；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路徑

引言

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是新時代思政教育的重要課題。菏澤市作為著名的“牡丹之鄉”，擁有豐富的牡丹文化資源。將牡丹文化融入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不僅能充分發揮地方文化的育人功能，豐富思政課的教學內容和形式，還能增強學生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培養學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因此，深入研究牡丹文化融入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的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牡丹文化的思政教育價值

（一）培養愛國主義情懷

牡丹自唐代起便被賦予“國色天香”的文化意涵，其興衰與國運緊密相連。菏澤植牡丹可溯至隋唐，盛于明清，歷經戰亂而延續不絕，成為地方文脈與國家命運交織的生動縮影。在近代民族覺醒進程中，牡丹常作為文藝創作中的象征符號，承載著民眾對國家強盛的期盼。將這一文化符號引入思政課程，能夠通過具象化的歷史敘事引導學生理解文化傳承與國家發展的深層關聯。例如，結合冀魯豫邊區革命史中群眾護花保種的事跡，可揭示傳統文化在危難時期凝聚民心、維系民族認同的精神功能，進而深化學生對家國同構理念的認知，激發內生性的愛國情感。

（二）塑造高尚品德

傳統花鳥畫論中素有“寫物言志”之說，牡丹所象征的“不媚不妖、守中守正”品格，契合儒家“君子比德”的倫理范式。歷代文人借詠牡丹抒發高潔志趣，如白居易《牡丹芳》以花喻政，諷喻奢靡、倡導清廉。此類文本進入課堂教學，不僅拓展了德育資源的表達維度，亦為價值觀教育提供了審美中介。通過解析詩詞、書畫中的隱喻系統，幫助學生超越表層觀賞，體悟其中蘊含的節制、自持與社會責任意識。這種以美育促德育的路徑，使抽象道德規范轉化為可感可知的文化體驗，提升價值內化的深度與持久性。

（三）增強文化自信

菏澤現存古牡丹群落達十余處，趙樓村百年魏紫等活態遺產見證了農耕智慧與生態倫理的融合。牡丹栽培技藝入選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嫁接繁育、時令管理體現著“天人合一”的實踐哲學。將此類本土知識體系納入課程內容，打破傳統文化僅存于典籍的認知局限，凸顯人民群眾在文化創造中的主體地位。學生通過參與文化志編寫、口述史采集等研究性學習，建立起對地域文化的理性認知與情感認同，由此生成的文化自信更具現實根基與可持續性。

二、牡丹文化融入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體系不完善

菏澤作為“中國牡丹之都”，擁有千年栽培歷史與深厚文脈，曹州牡丹園現存明清古樁逾百株，品種譜系可追溯至清代《曹州牡丹志》。然而當前大中小學思政課程對這一文化富礦的開掘仍處淺表，尚未形成貫通學段、邏輯遞進的教學架構。小學階段多以踏青、手繪等感官體驗為主，偏重儀式感，缺乏對花木人格化寓意的引導；初中雖涉及傳統文化內容，但牡丹常被簡化為地域符號，未與其“君子比德”“家國同構”的價值傳統關聯；高中偶引詠牡丹詩文，卻少將其置于唐宋士人精神嬗變的歷史語境中重構意義；高校更少從意識形態維度剖析牡丹意象在近現代民族審美主體性建構中的作用。各學段間既無內容梯度又缺協同機制，未依皮亞杰認知理論構建由具象感知向抽象思辨過渡的螺旋結構，導致學生難以實現從“賞花”到“悟道”的價值內化，牡丹所蘊含的“守正出新”“和而不同”理念淪為孤立標本，未能嵌入思政教育的意義網絡。

（二）教學方法單一

課堂實踐普遍沿襲單向灌輸模式，教師多援引《中國植物志》或地方旅游手冊中的生物學信息，將牡丹界定為觀賞植物，講授集中于花期調控、品種分類、地理分布等經驗性知識，對其在禮制、文學、繪畫中的象征演化幾無觸及。即便引入白居易《買花》、劉禹錫《賞牡丹》等文本，也往往止步于字詞疏通與情感基調概括，未能借助闡釋學方法揭示“唯有牡丹真國色”背后所凝聚的盛唐氣象與文化自信，亦未引導學生反思晚明商品經濟興起后牡丹從士人清供滑向消費符號的社會動因。信息技術應用層面，PPT課件多采用景區航拍圖或節會盛況視頻，視覺素材雖豐富卻缺乏結構性組織，未能通過虛擬仿真技術還原古代園林空間中的賞花禮儀，亦未構建基于問題情境的探究路徑，如“為何歷代帝王多植牡丹于宮苑？”“近代以來牡丹為何成為國家形象視覺表達的重要母題？”此類具有哲學張力的議題缺席，使課堂陷入審美表象的重復展演。學生被動接受既定結論，缺少批判性對話與意義協商的空間，難以觸發對民族文化符號深層結構的自覺認知。教學由此滯留于感官刺激層面，無法實現從“見山是山”到“見山非山”的認知躍遷，制約了其在塑造文化主體性方面的潛在效能。

（三）師資隊伍不足

當前思政課教師在地域文化素養方面的專業儲備明顯不足，多數教師缺乏對牡丹文化系統性的學術訓練，其知識來源多倚重通俗傳播媒介或地方軼聞，致使教學中普遍存在表層化、碎片化的闡釋傾向。面對古典詩文中的牡丹意象，如劉禹錫《賞牡丹》中“唯有牡丹真國色”的象征建構，或徐渭畫作中以潑墨牡丹反諷權貴的精神投射，教師往往難以從文化史脈絡切入進行深度解碼。尤其對唐宋之際牡丹意象由盛唐氣象向士人精神載體的轉型過程缺乏歷史語境把握，制約了其在課堂中實現價值引導與文化批判的融合?？鐚W科視野的局限進一步加劇這一困境，農耕文明中牡丹作為藥用與觀賞并重植物的演變軌跡、明清以來菏澤“曹州百花園”的園藝傳承譜系、近現代美術史中齊白石、于非闇筆下牡丹的民族審美表達，均未能有效納入教學資源體系。更為深層的問題在于，教師專業發展機制對此類地域文化內容的關注長期缺位，職后培訓鮮有設置專項研修模塊，校本教研亦未形成穩定的研究共同體，導致個體經驗難以轉化為集體教學智慧，文化育人目標因此陷入實踐懸置狀態。

（四）實踐活動缺乏

現有實踐教學模式尚未突破儀式化窠臼，學生參與多停留于淺層觀察與符號消費，未能進入文化生產的實際場域。校外環節中，盡管菏澤擁有國家牡丹園、曹州牡丹非遺工坊等豐富資源，但校地協同機制薄弱，學生極少介入育種栽培、嫁接技藝傳承或節令民俗展演等具身性活動，研學行程常簡化為集中觀覽與拍照留念，缺失探究性任務設計與文化反思支架，致使體驗流于感官刺激。校內實踐則慣用征文、手抄報等傳統形式，創新維度匱乏，難以觸發學生的主體性投入。更關鍵的是，缺乏將牡丹文化嵌入社會現實議題的項目式學習架構，例如結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探討本土植物文化的可持續傳承，或依托鄉村振興背景調研牡丹產業與文化認同的互動關系。此類服務學習路徑的缺席，使學生難以體察牡丹作為活態文化遺產所承載的社會整合功能與意識形態意義，知行之間的斷裂持續存在，文化認同的生成因而缺乏現實支點。

三、牡丹文化融入菏澤市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的路徑

（一）構建一體化課程體系

教育主管部門需聯合高?？蒲袡C構與地方文化研究單位，立足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系統設計牡丹文化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的縱向貫通機制。應依據皮亞杰認知發展理論與科爾伯格道德教育模型，結合各學段學生心理成熟度與價值建構特征，分層設定教學目標。小學階段側重感性啟蒙，依托本土民間傳說如“葛巾玉版”“花神傳說”等敘事資源，融合音樂、美術課程開展跨學科主題教學，借助童謠吟唱、彩泥塑花、繪本創作等形式，建立學生對牡丹形象的審美初識與情感認同。中學階段則轉向理性引導，在《道德與法治》《歷史》等課程中嵌入牡丹在唐宋以來文化譜系中的符號演變，解析其從宮廷賞玩到文人寄志、再到民族象征的意義遷移過程，幫助學生理解文化符號背后的社會結構變遷與價值觀念更迭。高等教育階段應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指導下，引導學生運用批判性思維考察牡丹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傳播路徑與話語重構，探討其在國家形象塑造、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功能定位，推動形成具有理論深度的文化自覺。

（二）創新教學方法

教學實施須突破單向灌輸模式，強化互動性與沉浸感。情境教學可借助虛擬現實技術還原清代《菏澤牡丹譜》所載園景，或搭建數字化展館呈現歷代牡丹題材書畫作品，使學生在具象感知中體悟“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美學意境。案例選擇應注重現實關照，以菏澤國際牡丹文化旅游節為切入點，剖析其如何通過文旅融合實現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亦可引入菏澤牡丹籽油產業化案例，引導學生思考鄉村振興戰略下非遺活化與經濟賦能的協同機制。小組合作學習宜采用項目式學習（PBL）框架，圍繞“牡丹文化走出去”“城市品牌形象構建”等議題設置探究任務，鼓勵學生查閱地方志、訪談傳承人、采集民間口述史，在資料整合與觀點碰撞中提升文化闡釋能力與公共表達素養。此類教學實踐不僅激活課堂生態，更在潛移默化中培育學生的文化主體意識與社會責任擔當。

（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教師作為課程實施的關鍵中介，其文化素養直接決定教學成效。當前亟需打破學科壁壘，構建“高?！萄袡C構—中小學”三位一體的協同培養機制。建議依托菏澤學院、齊魯師范學院等區域性師范院校開設牡丹文化專題研修班，組織《中國牡丹文化史》《魯西南民俗志》等文獻精讀，并邀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進校示范講解剪紙、年畫中的牡丹紋樣技藝。校本教研活動應聚焦真實教學問題，例如“如何解讀徐渭《墨牡丹圖》中的士人精神困境”，通過集體備課、課例分析等方式促進知識內化。同時，將牡丹文化教學成果納入教師職稱評聘與專業榮譽評定體系，設立專項課題資助計劃，支持一線教師開展行動研究。唯有建立起可持續的專業成長通道，方能從根本上扭轉文化教學淺表化、碎片化的現狀。

（四）開展實踐活動

實踐育人環節需擺脫程式化窠臼，強調知行合一與社會參與。校內活動應超越傳統競賽形式，嘗試構建“牡丹文化周”綜合實踐平臺，整合戲劇表演、文創設計、微紀錄片拍攝等內容，讓學生在角色扮演與創意表達中深化文化理解。校外實踐則要打通學校與社會的邊界，與曹州牡丹園、趙樓牡丹種植基地、百花園非遺工坊建立穩定合作關系，設計階梯式研學路線：小學生以觀察記錄、植物寫生為主，重在建立自然情感聯結；中學生參與花期管理、導覽解說服務，增強勞動體驗與公共服務意識；大學生承擔小型調研課題，如“游客文化認知度調查”“牡丹衍生品市場接受度分析”，實現學術訓練與社會實踐的雙向賦能。通過有組織、有反思、有產出的實踐鏈條，真正實現從文化認知到價值認同的躍遷，使牡丹這一地域文化符號成為涵養家國情懷的精神載體。

結論

牡丹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精神內核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目標具有深層契合。將地域文化資源系統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不僅是課程內容的拓展，更是育人路徑的重構。通過構建縱向銜接、橫向融通的課程體系，推動教學設計從知識傳遞向價值塑造轉變；依托真實情境中的集體備課與課例研究，促進教師對文化符號背后倫理意涵的深度解讀；借助“文化周”平臺與階梯式研學實踐，實現學生認知結構與情感認同的協同演化。實證表明，此類融合有助于增強文化自覺、厚植家國情懷。未來應進一步完善制度化支持機制，強化行動研究與評價反饋，使牡丹文化真正成為連接個體成長與民族精神培育的橋梁，在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中發揮持久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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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瑩 菏澤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