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史話》由河北省圖書館和河北廣播電視報聯(lián)合推出。它從我國漢字誕生、文獻典籍初現(xiàn)為始，到古代書院、藏書樓，再到近現(xiàn)代圖書館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用文獻典籍背后跌拓起伏的精彩故事，為您講述圖書館發(fā)展至今的風雨歷程，從不同角度揭示中華文明延綿不斷的文化密碼。

誕生于烽火硝煙中的紅色國家圖書館

在紅都瑞金的葉坪重點文物保護區(qū)內(nèi)，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前面的右側(cè)，有一塊30余平方米的墻基，這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遺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的創(chuàng)辦，與時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有直接的關系。眾所周知，毛澤東酷愛讀書。當他相對安定地住在葉坪時，就產(chǎn)生了在這里辦個圖書館的想法。這個想法，隨著紅軍收集的書報和蘇區(qū)自產(chǎn)印刷品的增多，尤其是紅軍攻下漳州，而變成了現(xiàn)實。

1932年4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nóng)紅軍東路軍攻克閩南重鎮(zhèn)漳州，繳獲了國民黨當局的一大批圖書、報刊資料。毛澤東非常興奮，將它們運回瑞金，這批圖書便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圖書館成立后，有效地開展了圖書征集、收藏和借閱等工作。中央圖書館藏書以漳州戰(zhàn)役繳獲的大批圖書和報刊資料為基礎，采取接受團體或個人贈送和向社會購買等方式來豐富館藏。為此，中央圖書館相繼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上刊啟事，函征各機關團體贈送書籍、刊物，采購“特別優(yōu)良圖書”。這得到各方的響應與支持。僅1932年9月至10月，中央圖書館先后征集到數(shù)十種圖書和刊物，其中有《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糧秣經(jīng)理教程》《小學法規(guī)詮釋》《戰(zhàn)術原則之應用》等。

為便于管理，中央圖書館配有專職干部管理圖書及借閱工作。為充分發(fā)揮館藏圖書的作用,制定了相應的規(guī)章制度,并且擇要刊登在《紅色中華》報上,以求得廣大讀者的理解與支持。1932年9月中央圖書館頒布了《圖書閱覽規(guī)則》和《圖書出借規(guī)則》，對圖書的借閱手續(xù)、圖書管理辦法做了詳細的規(guī)定。這使得圖書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規(guī)。除此之外，中央圖書館還開展了郵寄借閱業(yè)務，這對于在前方浴血奮戰(zhàn)的紅軍指戰(zhàn)員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值得一提的是以一個圖書館的名義，在中央政府機關報上不時刊登業(yè)務啟事，這在和平時期也不多見，何況戰(zhàn)爭時期。由此可見，中國共產(chǎn)黨從來都是重視文化建設的。

中央圖書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礎或研究能力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機關、團體、部隊、學校的工作人員，這不僅方便了廣大軍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更是中央圖書館的忠實讀者，經(jīng)常到這里借閱馬列著作和文史類書籍。1957年，毛澤東曾談起過當年的讀書生活。他說：“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在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瞿秋白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員后，他以極大的熱情關注著中央圖書館的建設，經(jīng)常到館借閱圖書和指導工作，并成為這里的常客。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圖書館藏書裝箱隱藏在瑞金西部的高陂村，后被國民黨發(fā)現(xiàn)，掠走33箱。其余藏書一度散落各處。值得慶幸的是，瑞金解放后不久，原來散落民間的部分中央圖書館藏書陸續(xù)收回，并集中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紀念館收藏，后經(jīng)清查整理編印了一本《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藏書總冊目錄》。這批加蓋有“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印章的圖書藏書總冊為1429冊,包括政治、法律、經(jīng)濟、文化、科學、教育、體育等類圖書，內(nèi)含線裝書323冊。其中不乏善本、珍本，甚至孤本。另有報紙、雜志303份，此外還有布告、標語、地圖、傳單、信件等333份。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座誕生于烽火硝煙中的紅色國家圖書館，雖然館舍不大，藏書種類卻是相當豐富。在提高黨和紅軍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與文化水平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延安中山圖書館

延安中山圖書館是延安時期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公共圖書館。它作為陜甘寧邊區(qū)100多個圖書館中最耀眼的一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辦館方向、辦館形式、創(chuàng)業(yè)精神、工作作風等方面都反映了革命圣地延安所特有的嶄新的面貌和革命風格，是三四十年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一面光輝旗幟。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為滿足各機關干部閱讀書報的要求，在延安建立了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中山圖書館。1939年秋，為適應延安各機關、學校和各界人士學習研究的需要，黨中央決定將中山圖書館恢復擴建為公共圖書館，由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林伯渠任館長，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領導并負責具體籌備工作。

中山圖書館的新建館址，一開始選定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延安大砭溝里一公里多的陽坡上。大砭溝里有許多文化機關。溝口是全國青聯(lián)和東北救亡總會延安分會，溝里有青年俱樂部、文化俱樂部、八路軍軍政學院等，所以又叫做青年文化溝。館址選定后，就開工打窯洞。因經(jīng)費緊缺和地形的限制，只能打三個大窯洞，接著在窯前蓋了三間平房。平房設計了木格窗子，同時請當?shù)啬竟ぷ隽艘慌鷷堋＝?jīng)過幾個月時間的修建與準備，中山圖書館于1940年7月7日，抗戰(zhàn)三周年紀念之日正式開放閱覽。開館之日，延安各界人士前往祝賀和參觀，大家都把它當成延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由于圖書報刊增加很快，讀者也越來越多，原來的館舍不夠用了。1941年春，經(jīng)中央青委批準,決定在大砭溝南側(cè)山坡上另建新址。在這里打了14孔窯洞，除3個窯洞用作辦公室外，其它11個窯洞全部用來作書庫，每個窯洞放4排書架。新館址建成后，請毛澤東主席題了“中山圖書館”5個雄健有力的大字，拓下來刻在木板上，涂上黑油漆。館里在山坡下修了兩垛磚柱子作為大門，把毛主席寫的“中山圖書館”的大牌子掛上，顯得十分莊重大方。

中山圖書館的藏書規(guī)模，在當時的延安是最大的。據(jù)1940年7月正式開館時統(tǒng)計，存有圖書5000余種，約1萬冊左右。全國各地出版的報紙雜志不下百種。這些藏書有幾個來源：有1938年敵機轟炸前的中山圖書館的館藏的、有多方搜集運回的、有個人捐贈的、有從新華書店購買的，有延安各界人士通過各種渠道捐贈的。

中山圖書館在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過程中，始終受到中共中央和許多領導同志的重視與關懷。1939年冬為籌建新館，毛澤東帶頭捐款300元。彭德懷也向中山圖書館捐款200元。邊區(qū)政府、八路軍總政治部等黨政機關也紛紛捐款。一個月內(nèi)就收到捐款近千元和一大批圖書。全國各地愛國抗日人士以及重慶、桂林、昆明、西安等地的進步書店也紛紛給中山圖書館寄贈書報。館里還經(jīng)常收到香港、巴黎和東南亞各國的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寄來的書報雜志。1940年春，周恩來到中山圖書館借書,圖書館工作人員提出，請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代為購買一些圖書。辦事處通過各種渠道買了一批書刊雜志，運回了延安。

到1943年，中山圖書館已成為一座藏書達到三萬冊的公共圖書館，延安的干部、戰(zhàn)士、群眾都可以到這里來借書、閱報。館內(nèi)設置圖書室、材料室、參考室、閱報室、雜志室五個部室，建有健全的借閱制度。

中山圖書館很注意配合抗戰(zhàn)形勢，給在前方作戰(zhàn)的我軍將士提供精神食糧。1938年夏，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在視察晉察冀根據(jù)地后指出，前方最缺乏精神食糧。中山圖書館率先響應，共向前線將士捐贈了各種書報7000多冊。

不少來自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愛國進步人士和國外的記者，到延安后看到中山圖書館陳列的中外圖書、報紙，感到十分驚訝，這也使“延安沒有書卷氣”的誣蔑之詞不攻自破。

中山圖書館作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所在地延安的規(guī)模最大的公共圖書館，密切配合抗戰(zhàn)形勢的需要，利用圖書報刊，為革命戰(zhàn)爭這一中心任務服務，在傳播馬列主義、宣傳黨的路線、提高廣大干部戰(zhàn)士的理論與文化水平、教育與動員民眾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鞏固根據(jù)地的政權和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中山圖書館也為我黨保存了一大批戰(zhàn)爭年代的珍貴文獻，培養(yǎng)了我黨領導下的一批優(yōu)秀的圖書館工作者，并在辦館方針、文獻的收集與交流、讀者服務、科學管理等許多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在中國現(xiàn)代圖書館事業(yè)史上寫下了具有特殊意義的光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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