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閣，古代專門用于藏書的地方，皇帝專門任命用來珍藏古書畫的地方。被譽為“傳國之寶”的《四庫全書》，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清乾隆年間，為貯藏《四庫全書》，在北方修建四座皇家藏書閣，即北京故宮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故宮的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是為“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概不對外開放。后又抄了三部，書型略小，分倉藏在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杭州圣因寺的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對江浙士子開放。這七大藏書閣，以“文”字為首，第二字多從“水”字邊，有象征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之意。

與明朝同呼吸共命運的文淵閣

明朝天下未定，明太祖朱元璋就派大將軍徐達負責收集藏書、建立國家圖書館文淵閣。其后兩百余年幾經周折，明朝文淵閣連帶一朝文明，最終在李闖王的炮火中付之一炬。文淵閣可謂是隨著明朝的建立而建立，隨著明朝的消亡而消亡，與明王朝休戚相關，同呼吸而共命運。

洪武元年（1368年），文淵閣在南京建立。朱元璋繼續派人遍訪天下名書，充實書庫。經過三四十年的積累，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文淵閣中藏書可謂可觀。朱棣此時萌生了修書的念頭，修一部什么樣的書呢？原話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直言，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成一書，毋厭浩繁。”簡而言之，有史以來所有科目、所有類別的書都要收錄進去。定下了基調，朱棣親自著手組建了編輯部，主編包括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內閣首輔解縉（另外兩位才子是楊慎和徐渭），還有一路輔佐朱棣登基的“黑衣宰相”姚廣孝，朱棣寵臣、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等。當時的主編叫做“總裁”，這一幫豪華陣容的“總裁”領導了精英知識分子二十多人，另外召集了字寫得好的若干人，浩浩蕩蕩進了文淵閣，一應后勤事務全部被妥善解決，幾年間沒日沒夜、殫精竭慮地編書。先后參與編纂人員達2139名，其間，生生累死了好幾人。終于編成了一部《永樂大典》。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共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三億七千萬字；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學、歷史、地理、語言、文學、藝術、宗教、科學技術等方面豐富而可貴的資料。這部巨制比法國狄德羅、達蘭貝主編的百科全書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樂大典》不僅是我國文化遺產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所謂盛世修典，《永樂大典》的成書彰顯了明王朝的國力。其后不久朱棣遷都北京，在都城新建了文淵閣，開始了“南書北調”工程。南京文淵閣中的藏書（包括皇皇巨制《永樂大典》）每個版本“各取一部”，裝滿了百個箱柜，送至北京收存。此后經過不斷收集，據1441年編撰而成的《文淵閣書目》所載，其藏書近300種，已達43200余冊，估計在十萬卷以上。至此，明代文淵閣的藏書可謂達到鼎盛。

文淵閣做為國家圖書館并不僅僅只是藏書的場所，它也經常請名人名家舉辦講座。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太平天子”明宣宗朱瞻基。他經常到文淵閣講學，還自己寫了一本《文淵閣銘》記錄講學的盛況。那么聽講座的是誰呢？聽眾們多是高階的官員或者是等待晉升的高級知識分子。文淵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討論政事民生和培養儲備干部的政治職能。

1449年，南京文淵閣遭遇火災，所有藏書付之一炬。這件事并沒有得到重視，雖然士大夫們經常上書請求加強文淵閣的日常管理，但統治者們已無暇他顧。明代的文淵閣藏書管理開始走下坡路，書籍流失日益嚴重。萬歷時期,民間藏書樓中蓋著“文淵閣印”的圖書赫然在列。明朝三大才子之首楊慎，借了文淵閣的書也是概不歸還。再加上文淵閣全部采用木結構，防火措施不太完善，明朝中后期遭遇過多次火災。文淵閣的防潮、防蛀措施也并不到位,大量宋元珍本藏書被水浸、蟲蛀等現象很嚴重。萬歷年間文淵閣所藏書籍與《文淵閣書目》記錄相比已經“十無二三”了。

1643年闖王李自成在西安東征誓師，搖鼓吶喊“嗟爾明朝，氣數已盡！”最終攻破紫禁城。明思宗，即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景山。大明王朝終于落下帷幕。風雨飄搖中的文淵閣也于1644年在李闖王的怒火中灰飛煙滅。

幸運的是現在國家圖書館珍藏有善本書宋版《集韻》十卷，上面蓋有明文淵閣印。《永樂大典》也有零星存世，現在國家圖書館存有222冊，成為四大鎮館之寶之一。

尋流溯源文津閣

古代的藏書閣，以“文”字為首，第二字多從“水”字邊，有象征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之意。具體到“文津閣”名字的含義，乾隆帝在詩中也寫道：“淵源如欲問，應自此尋津。”“文”諧音“問”，“津”是渡口之意，文津是文化的源流，也是問津的所在。

這座藏書閣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其營造方法和樣式是仿浙江寧波的天一閣，乾隆皇帝派大臣親往天一閣測勘，制成立體模型，列清大小尺寸，作為文津閣的營造依據。乾隆遵從祖訓勤儉節約，建造文津閣時，所用磚、木、琉璃瓦等建筑材料大多就地解決。比如：木料是從木蘭圍場運來的，琉璃瓦是在承德的五窯溝燒制的，假山的黃石精心選自承德附近山上，石碑、碑座等石材采用承德隆化縣的鸚鵡巖。

文津閣坐北朝南，門殿、假山、水池、樓閣、花壇、曲池、山石、月亮門等依次排列，形成避暑山莊這個大園中一個獨具風情的小園。文津閣外觀兩層，內里三層。藏書樓的第二層，陽光不能直射；往上第三層，是連通一體的大開間，取“天一生水”之意；樓下一層為六個單間，象征“地六成之”。閣的四周有圍墻環繞，閣前是門殿、假山、水池；閣后還有假山；閣東南有配殿，閣正東有碑亭。文津閣建成后，在頂層檐下高懸一方立匾，上書“文津閣”三個大字，是乾隆御筆，此匾已經失落，現在我們看到的泥金雕龍橫匾是1954年重建之時由承德地方人士胡子襄所書。

古代藏書通常有“五害：火燒、蟲蛀、潮濕、霉變、日曝。文津閣樓體設計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閣頂主體使用黑色琉璃瓦，取五行之中水為黑色、水能克火之意；實際情形是，文津閣前后也有實實在在的水———閣前月牙池、閣后蓄水池，墻外又環水系。這樣也使文津閣內通常不會連續一周達到25℃以上。即便在炎熱的夏季，室溫也很少超過20℃，因此，絕少有書蟲能存活下來。文津閣選址地勢較高、幾無遮擋，且閣樓內外通風好，有效防止水汽滯留，干濕適宜，不致閣中書籍受潮霉變。文津閣的碧紗窗及向前突出的廊檐，可以濾除部分陽光輻射，減少紫外線對圖書紙張的破壞。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纂修完畢，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共計79390卷。文津閣全書首頁蓋有“文津閣寶”字樣，末頁則有“太上皇帝之寶”和“避暑山莊”印。北四閣中，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建成最早，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抄成最晚，成書后由乾隆親校、總纂官紀昀三校，文本質量更勝一籌。而且，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是七部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故其對其它幾閣的文獻補輯意義非同一般。

文津閣藏的《四庫全書》，于民國初年送京師圖書館，今天的國家圖書館保存，圖書館前的大街也因之改名為“文津街”。然而，被“釜底抽薪”的文津閣樓，卻沒有藏書一樣“好命”。民國期間，飽經戰亂的文津閣圍墻大面積坍塌，月臺及趣亭、碑亭被毀，僅存石碑。1954年，文津閣被改成招待所，隨后，文津閣又經歷了承德市圖書館、熱河畫院等不同時期。

2002年，文津閣周圍水道得到清理，臨時建筑被拆除，單位遷出。2010年，中央財政啟動6億元專項資金，支持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文化遺產保護工程。文津閣是其中的重點維修建筑。通過對主體保護性修繕，碑亭修復等工程，這座承載200多年歷史風云的文津閣以嶄新的面貌再次呈現在了世人眼前。

藏書仙界文溯閣

沈陽文溯閣，位于遼寧沈陽故宮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興建，是七閣中藏書最完整而散失較少的一閣，現屬遼寧省圖書館。文溯閣因為它的建筑別具一格，而且是聞名于世的《四庫全書》的珍藏之所，又是建在宮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圖書館，所以名揚四海。

??“文溯閣”，取“溯澗求本”之意，以示身處盛世仍不忘祖先開基創業之艱難，兢兢業業治理國家。文溯閣是在故宮的西路增建的。故宮西路的宮殿百余間，主要布局卻是分為兩區，由南至北前部是嘉蔭堂、戲臺，后面是文溯閣。文溯閣是個二層三樓的建筑，它的色彩與其它宮殿截然不同。一般宮殿殿頂都采用黃琉璃瓦綠剪邊及五彩飾件，而文溯閣用的則是黑色琉璃瓦綠剪邊。這在沈陽故宮建筑中是獨一無二的。所有的門、窗、柱都漆成綠色，外檐彩畫也以藍、綠、白相間的冷色調為主，這與其它宮殿紅金為主的外檐彩飾迥然不同。其彩繪畫題材也不用宮殿中常見的行龍飛鳳，而是以“白馬獻書”、“翰墨卷冊”等與藏書樓功用相諧的圖案，給人以古雅清新之感。它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為頂，主要是為了使整座建筑外觀風格相統一。

??文溯閣是乾隆皇帝“東巡”時的讀書之所。縱觀整個西路格局，院落層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亂，花草樹木點綴其間，的確是讀書作畫的理想“仙界”。乾隆皇帝對《四庫全書》視如珍寶，每次東巡時都要親自查閱翻檢，體味讀書之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9月，73歲高齡的乾隆第四次來到盛京，看這里新建的宮殿和文溯閣中盈架而陳的《四庫全書》后不勝感慨，揮毫命筆，寫下了一首長詩：“老方四庫集全書，竟得功臣莫幸如。京國略欽淵已匯，陪都今次溯其初。”這首詩至今仍高懸于文溯閣中。

清代《四庫全書》入藏文溯閣后的百余年間，由于清政府的重視，閣書與建筑一直保存完好。但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內憂外患，文溯閣《四庫全書》雖保存基本完好，但也經歷了許多磨難：1915年11月，民國政府將文溯閣《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運至北平古物陳列所，導致文溯閣與《四庫全書》第一次書閣分離；1925年，奉天省政府在各方努力爭取下，使得文溯閣《四庫全書》復歸奉天，在對文溯閣加以修繕后，復將《四庫全書》入藏閣中，結束了十余年來“書閣分離”的歷史；1935年，偽國立奉天圖書館認為文溯閣年久失修，滲漏現象嚴重，于文溯閣前西南處修建了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二層"水泥庫"，稱為"新閣"，1937年6月“新閣”竣工后，文溯閣的《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全部移入新閣，至此，《四庫全書》再也沒有回到文溯閣；1966年，中蘇關系緊張，為確保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安全，《四庫全書》西行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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